●1967年1月2日，基地召开氢弹空爆试验工作会议，研究制订试验的具体计划，会议决定在6月20日前做好试验的一切准备，待命试验。
●周恩来表情严肃地说：“必须认识这次试验的特点，并认真严肃对待，绝不能粗心大意，工作应精益求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聂荣臻说：“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
● 进行空爆全面展开空爆准备工作
1967年1月2日，基地召开氢弹试验工作会议，研究制订试验的具体计划，会议决定在6月20日前做好试验的一切准备，待命试验。
由于中央专委决定将试验提前到第二季度进行，基地的各项准备工作加快了步伐。
紧接着，基地全面展开氢弹空爆前的准备工作。
如果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还有苏联援助影子的话，那么，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则完全是中国人自力更生的重大成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其准备工作之全面和细致，实属世界罕有。
为了争取时间，氢弹指挥部研究决定，第一颗氢弹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套原子弹试验部件，因陋就简，只进行必要的加工制造。
当时，国防科委确定：
充分利用已有的永备工程，不再修建大的工程。
但是，场区除了原有的10个永备工程和几十项大型效应工程以外，还需建设工程327项。
这些工程包括第一期测试工程、第二期装配厂改造和坑道式厂房建设。
负责领导工程保障任务的是张志善副司令员。期间，张蕴钰和张志善一起，跑遍了场区的各个角落，整日为试验工程的选点、定点而奔波。
担任场区施工任务的工程保障部队，刚刚完成了氢弹原理性试验的各种任务，本该撤场休息，但新的任务又迫在眉睫，因此，部队没有撤场，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正值深冬季节，戈壁滩上的气候十分寒冷。狂风卷着地面的沙石漫天飞舞，不时发出令人颤栗的风声。然而，战士们个个精神饱满，干得热火朝天。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早日看见氢弹的蘑菇云升起……
在试验工程准备工作进行的同时，各种测试项目的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这次试验，一共安排了32个测试项目，测量仪器设备493台（套）。
为了获得准确、可靠的测量数据，这次试验在沿用飞机穿云取样的同时，又增加了两个新的项目：
一是将首次使用固体火箭取样，这是七机部八院利用“和平2号”固体火箭成果，研制成的新的测量手段。
二是将采用雷达跟踪，这是二十一所的科技人员在机关和友邻单位的支持帮助下，刻苦攻关取得的新成果。
由于氢弹爆炸威力大，控制和测试距离也随着增大，原有的控制系统已不能满足新的测量要求，需要研制新的测控系统。
二十一所的忻贤杰带领控制研究室的科技人员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行设计研制了灵敏度可靠、能远距离测控的第二代控制设备。
这个新型控制设备，原计划6个月完成，结果仅用两个半月就完成。
这期间工作人员从未有过星期天，每天加班到深夜。现场安装调试一般需要20天，他们仅用9天就完成了任务。
氢弹空爆试验爆点高，杀伤破坏区域和放射性沉降范围大，这对各项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气象上要求确保烟云经过可能到达的我国西北、东北、华东的十多个省区在试验期间无降水，还要注意到烟云出境后不给邻国带来危害。
基地气象部门在总参气象局气象室、兰州军区气象处等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下，对场外广大地区降水情况进行了调研，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综合分析了1961年至1966年的试验场区风向及烟云经过地带气象资料。
5月30日，基地气象部门提出了6月份气象的长期预报以及可能出现的适合试验的日期。
通信保障分队重新研制和改进了主要通信设备，对重要通信枢纽采取了防护措施，保证了试验中的通信联络畅通无阻。
基地制定并发下了场区安全边界及特定点的防护规定，并制定了紧急转移方案和发生触地爆炸的处置办法。
遵照上级指示，近区由基地派出工作人员到居民点组织安全防护工作，远区由兰州军区抽调防护分队、卫生医疗队到敦煌地区待命，以应付意外情况。
与此同时，总参、国防科委会同有关单位调动了备用的火车皮、汽车，在敦煌附近的重点地区作为转移居民的准备。程开甲接受全当量空投试验
随着中国第一次氢弹原理试验在罗布泊获得成功。中国成为继美、苏、英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不久，程开甲领受了新的试验任务――全当量空投氢弹，而且时间要争取提前到1967年上半年。
氢弹试验的三个突出特点是：当量大，爆点低，沾染重。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安全。
为了检验计算值的准确性,氢弹原理试验前，程开甲组织人员进行了一次用常规炸药做的化爆模拟试验；试验结果说明，争取上述措施相当于把现有的铁塔加高60米。可以使放射性沉降减少三分之二。
程开甲心里终于有底了，拍着胸脯向领导保证安全没问题。
为了准确地算出氢弹爆炸高度，程开甲调集精兵强将，又开始计算爆高。为保证安全，在这次空爆试验中，程开甲提出了两个首创性意见：一是火箭取样的新方法；二是投弹飞机飞行的新方向。
这次试验沿用飞机挂取样器穿入磨菇云收集放射性微粒样品方法。程开甲提出，飞机要顺风头，尽量飞得快些，尽快躲避氢弹爆炸的影响。
另外，现在已经研制出火箭，在氢弹爆响后，要发射固体火箭，收集样品。这条新的烟云取样途径在以后的氢弹空爆试验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见过程开甲的人，都知道他的认真是出了名的。而在这个以认真出名的科学家身上，却有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
1960年3月，由钱三强“点将”，经邓小平批准，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技术副所长，另外两位技术副所长是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和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朱光亚技术总负责，郭永怀和程开甲各自领导一方面。
1962年初秋，张爱萍请钱三强等就试验问题提出意见，钱三强推荐由程开甲牵头负责核试验技术问题。很快，于敏、陆祖荫、忻贤杰等技术骨干从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来到程开甲这里。
4人起草了首次核试验测试的总体方案，接着程与其他同志一起，把核试验需要解决的问题分成上百个课题，走遍全国上百个科研，院所和各军兵种许多单位，召开几百次协作会议。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国上下通力合作，很快研制出测试、取样、控制等各类试验用设备和仪器上千台。
西北核试验基地初建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喝苦水，战寒风，打野兔会顿餐。
戈壁滩上水珍贵，早晨的洗脸水留着下班洗手，晚上洗脚，澄清了洗衣服。有时水紧张几天不能洗脸。
当时，程开甲是核试验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原子弹试验成功，测得爆炸时的各项参数和试验产生的效应数据。
期间，程开甲的时间表上没有节假日，经常通宵达旦，忘了吃饭睡觉是经常的事。
一次，程开甲一门心思研究光辐射和力学冲击波的能量问题，把吃午饭忘了。当他走出办公室看到别人在午休，便奇怪地问：“你们为什么上班睡觉?”同志们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告诉他现在是午休时间。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连午饭还没吃呢。
程开甲常说：“科学实验就得讲严谨，没有严谨就没有成功。”第一次核试验前，从原子弹爆心向各个测试点铺设电缆，程开甲提出向所有的电缆沟里垫细沙，这个工程量可不小。
有人反对说没有必要这样做。程开甲一板一眼地说：“不这样就是不行！”
后来问题反映到基地张司令员那里，司令员果断地拍板：“按老程的意见办。”
还有一次，程开甲设计的测试方法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包括当时基地一位副司令员。
有人劝程开甲：“人家是司令员，是基地领导，你不要和他争了，出了问题他负责。”
程开甲严肃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司令员，我只看他讲不讲科学，这些数据是在实践中计算出来的，是科学的。要保证安全，就得按数据要求办。我要对核试验的安全负责，我要对周总理负责。”结果还是按程开甲的意见办了。
程开甲为安全把关赢得大家的信任，也得到了周总理的信任。
一次，周总理听取氢弹空投试验安全问题汇报时问：“飞机的安全是否有把握？”
在场的一位空军副司令指着程开甲说：“这些数据是他计算的，他知道。”
周总理询问的目光转向程开甲。
程开甲很干脆地回答：“安全绝对没问题。”
周总理又仔细地问了几个问题，他一一对答如流。
周总理突然又问到：“程开甲同志，你今年多大啦？”程开甲一愣，一时竟然没有答出来。
周总理笑笑，把话岔开：“程开甲同志，你要学说普通话呀，你那吴语人家听不懂啊！”
罗布泊号称死亡之海，这里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程开甲肩负着“上不告妻儿，下不告父母”的秘密任务。在原子弹刚刚成功爆炸后，紧接着又开始了氢弹的研究工作。飞行员苦练投弹技术
确定第一颗氢弹空投，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值得自豪的壮举。因为美国1952年的第一颗氢弹“迈克”是经过地上试验的，1954年2月8日，再次在比基尼岛试验场爆炸了地面上的实验性氢弹装置。直到1956年5月20日才由B-52型轰炸机运载，在比基尼岛上空空投下一颗氢弹。
用飞机空投，虽然我国于1965年就用轰炸机空投过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现在抛下飞机的是一颗爆炸当量比原子弹要大得多的氢弹，这对飞机和飞行员不能不说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从弹体下落的轨迹弹道、到投弹高度、飞机退出路线、机舱内改装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在等待着科研人员去攻克。
投掷氢弹的方式，经专家们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决定采用“机、伞、弹”结合的方式：也就是采用飞机运载带降落伞的氢弹，在降到预定高度实施爆炸。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
由于我国拥有的轰炸机的最大载重量小于10吨，因此，氢弹的设计总重量也必须小于10吨。还有轰炸机需要改装，必须保证人员和飞机在投掷氢弹以后，绝对不受到放射性沾染。
1966年9月，西安飞机制造厂的技术人员开始对第一架原子弹空爆试验的载机轰-6型飞机，进行了大胆地改装。
与此同时，对于担负空投任务的机组也进行优中选精，选择具有丰富经验、综合素质优秀的机组来从事这项工作。
1966年开始，梁占河所在的空军航空兵徐克江机组被部队指定为强化训练机组，大家都预感到将要执行重大任务。
1966年5月，徐克江机组执行“带有热核材料的核武器试验”的投放任务，6位机组人员分工合作，默契配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机组荣获“参加国防现代化建设”集体三等功，梁占河获个人三等功。
我国科学家一开始就提出要用空投方式将氢弹投掷到新疆的罗布泊上空。科学家提出一步到位试验氢弹的勇气和信心，令人振奋。
1967年年初，机组人员进行封闭式高强度训练。这次训练非同一般，不能跟任何人透露，梁占河和家人说要外出集训便走了，一别数月，飞行员除了训练，完全和外界断绝联系。
训练很严格，他们不仅要有强壮的身体，能耐受各种恶劣的环境，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以掌握复杂的操作技能和应付意外情况，献身精神也是必需的。
梁占河讲述当年训练的情形时说：
我们当时每个人都是一颗红心搞训练，全都没想过个人安危。忽上忽下的抛物线飞行，飞机又是盘旋又是翻滚，不仅尝试失重，还要经受住飞下降时的超重。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一会儿轻飘飘，一会儿千钧压身，鼻塞、黏膜充血、眼睛产生黑视、耳鸣脑涨梁占河都感受过。轰－6飞机改装好后，降落伞也经过几次试验后反复修改才成型。
4月，空投轰炸机改装完毕，模拟飞行训练在试验基地上空飞行。
至6月10日，徐克江和张文德两个机组在核试验场区共飞行35架次，投模拟弹35枚，弹着点大部分投在距靶心500米以内。
后经空军研究决定，徐克江机组为正式执行任务的机组，张文德机组为预备机组。宋家树研制氢核工艺技术
1967年2月，我国第一颗氢弹部件完成设计图纸。第一生产部立即组织加工生产。
产品加工成型技术难度大。宋家树工程师几经研究和攻关，成功地搞出一套工艺技术，保证了合格的热核部件的制造。
宋家树，这个默默无闻科学工作者身上却有着许多不被人知的故事。
宋家树，1932年出生于湖南。抗日战争爆发后，年幼的宋家树随父母迁往重庆。抗战胜利两年后，年方15岁的宋家树回到了安庆。
家国破碎的时代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年幼的宋家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从小学习成绩就很优秀。
回到安庆后，宋家树进入省立安庆高中（现安庆一中）读书，不仅理工科学得好，文史科也很突出，宋家树在晚年回忆起中学时代的往事时，深情地说道：
这都得益于当时我的一位老师，他对我特别好，那个时候我的语文、数学、外语基础打得很扎实
1949年，宋家树考入南京大学。读了一年后，他觉得不太适应那里的环境，个性很强的他当即就弃学回家。
1950年，他又考上大连工学院（现在的大连理工学院），读了两年后，他又进入东北人民大学（现在的吉林大学）就读。1954年从东北人民大学毕业后，宋家树留在该校执教。
由于在学校执教表现突出，在学术上屡有创见，1960年4月，宋家树进入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任工程师。从这个时候开始，宋家树就真正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
当时，中美、中苏关系均处于紧张状态，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国，充分认识到科学兴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国第一代领导人高瞻远瞩，高度重视核武器的开发和试验，要求科学工作者到大西北去搞研究，把核武器制造出来，壮大国力。
关于当时的情况，宋家树在一次回忆中说：
西北环境艰苦，户口也要从北京转走，但那时五六百位科学家争先恐后地申请过去，没有一个人说不愿意。
当时，宋家树的妻子正要分娩，他留下等孩子出生，小孩生下几天他就匆匆奔赴青海。
自1960年起，他进入青海核基地工作。这是一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在飞沙走石的青海核基地，他一待就是十多年。
70年代中期，由于青海条件十分恶劣，科研部队从青海集体转移到四川的一个山区。这个山区的条件虽然好一点，但工作的压力依然很大，宋家树在这主要做军用材料的研究，一做就是十几年。
1986年，宋家树调回北京时，他儿子已经22岁。为了祖国的军事科技，金属物理学家宋家树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贡献在了大西北的热土之上。试验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1967年1至3月份，聂荣臻先后批准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4份特别公函，分别要求三机部、五机部、七机部及他们所属承担这次试验协作任务的有关工厂，必须保证所承担的协作任务顺利进行，要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任何人不得阻挠。
这一措施起到了稳定和促进作用。这些工厂都按计划相继完成了所承担的协作任务。
3月下旬，核爆炸准备工作全面展开。紧接着，军内28个参试单位的6185名技术和保障人员开始陆续进入现场开展准备工作。
他们当中有总后、空军、海军、炮兵、工程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第二炮兵共10个效应大队。
地方的参试单位有中央卫生部、建工部、铁道部、水电部、石油部、机械工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物所等。
各效应单位遵照周总理关于“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指示，在试验场区建起了各种效应工程，布放了各种效应物。
这次试验安排效应试验137项，效应物1877件。中央卫生部、总后勤部为了研究核武器对人员的伤害及其防护，在场区不同方位，不同距离上布放了猴子、兔子和狗等动物。
铁道部为了验证正在修建的北京地下铁道对核武器的防护性能，在场区修建了两段模拟地铁工程，其他单位布置了各种武器及工程、通信等设施。
其中包括飞机、舰船、装甲车、火炮、各种雷达、有线电、无线电通信设备，一些永备工事、人防工事、野战工事，一些民用产品例如服装、食品、药品、农作物及其种子，还有机车、工业厂房等也作为效应物参加试验。
4月25日，基地在试验场区开设了指挥所。
5月9日，周总理主持召开第十八次中央专委会议，着重检查氢弹空爆试验的准备工作。会议要求对试验各个环节进行反复检查，反复落实，确保安全，保证试验成功。
要切实做好烟云经过地区的卫生防护工作，对地面辐射累积剂量可能超讨论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并准备好应急措施，以预防发生意外。
要求国防科委在6月20日前做好试验准备工作。中央专委还同意这次试验的现场指挥由核试验基地党委负责，并派张震寰、李觉参加试验的领导工作。
同时，空军的轰-6甲型飞机已转场到核试验基地马兰机场，进行了空投训练。
空军担负投弹任务的徐克江机组和张文德机组，训练极为刻苦认真。
为了全力做好最后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这次氢弹试验成功，聂荣臻指示国防科委起草电报，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221厂暂停“四大”精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精力，确保氢弹的加工质量和进度。
5月29日，毛主席签发了这份电报。
5月30日，聂荣臻电示基地：
氢弹试验已进入紧张阶段，各项准备工作务必周到细致，要慎之又慎，细之又细，万万不可疏忽大意。要千方百计地保证试验的成功和人员的安全。鉴于氢弹原理性试验的经验，一定要充分估计到这次试验的特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各项预案，切实搞好场区警戒、剂量侦察和监督等工作。周恩来作出安全重要指示
装接前有一道最重要的工序，就是折叠降落伞。把降落伞打开，铺在地上，有中型会议室那么大。
在叠伞的过程中，基地选派了几名优秀工人。如果有任何一件硬东西掉在伞里，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折叠前，工作人员拿掉身上和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包括身上的像章，并且不断地检查自己衣服的扣子有没有脱落。
6月10日，基地进行模拟氢弹投掷试验。专家们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决定采用“机、伞、弹”结合的方式：也就是采用飞机运载带降落伞的核弹，在空中缓慢下降到预定高度爆炸。
但是，投掷模拟氢弹时，悬挂模拟弹的主降落伞在空中撕破，而且破得很严重。
基地指挥所立即把这一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
6月12日，周恩来召集李富春、叶剑英和聂荣臻一起听取了罗舜初关于氢弹试验的汇报。
会上周恩来详细询问了试验的安全防护工作。他说：
对场区周围138公里至150公里的三个居民点，分别派出三个小组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携带警报工具、通信器材，于“0”前发出警报，要居民留在房子里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考虑沉降沾染时，对场区以西地区，也要充分注意，要研究计算可能沾染的地区剂量。要有意外情况（地面西风、地爆等）防护的安全措施。总之，要非常关心人民的安全。
接着，聂荣臻关于模拟试验作了汇报。听完汇报，周恩来表情严肃地说：
基地于6月10日空投遥测弹情况的报告中说“均很正常”，伞有三处裂口，还能说“很正常”？缺乏科学态度，应为“较正常”。不要过分乐观，要实事求是……场区有的同志“有些经验主义”，这不行，必须认识这次试验的特点，并认真严肃对待，绝不能粗心大意，工作应精益求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随后，他又强调说：
这次试验要更认真。现在看来，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很关键的是保证伞的强度和正常开伞。这个问题，必须认真严肃对待，全面考虑和检查。6月13日综合预演后，还要对产品总装认真地作全面检查，保证安全可靠。对遥测站消除干扰问题应进一步研究解决。对经常出现的示波器和相机卡片，也要重点检查。
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的目光又望向聂荣臻。聂荣臻明白他的用意，于是微笑了一下。周恩来说：“聂老总，恐怕还是想请你去一趟罗布泊，可以吗？”
聂荣臻干脆地回答：“义不容辞。”
这一事故的出现，引起了张震寰、张蕴钰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与技术人员研究，对降落伞采取了局部加固和改进折叠方法等措施，提高了可靠性。氢弹专列安全抵达基地
6月5日，正式试验用的氢弹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最后加工完毕，经检查，各部件技术状况良好，随即开始运往试验基地。
氢弹的研制基地在青海，最后组装和爆炸试验在新疆，因此，器件、部件、弹体等，要从青海运到新疆。
在氢弹运送期间，出于对这些材料的特殊安全考虑，选择了火车运输方式。
为了增加列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青海研制基地对列车进行了改装。
改装后的列车看起来与别的列车没有两样，但它比一般旅客列车每节车厢多了4个轮子，因此，负责运送氢弹的火车与国家领导人的专列车厢是一样的。
在运送途中，铁路沿线加强了警戒，沿线的铁路部门都被命令以高级领导人的标准对待此列车，但所有人员都不知道上面载的这位高级“乘客”就是氢弹。
出于安全的考虑，“两弹”试验的运输方式和运行路线及停靠车站，都要经常变换，主要是为了转移视线，防止敌人的破坏。
氢弹的专列出厂时，列车改线行驶。
在列车运行到兰州以西的河口车站时，本来应转向西行路线，但这次没有转弯，直接向东经兰州直奔西安东临潼车站，再由临潼折返西安经兰州河口向武威方向前进，最后到达吐鲁番车站。
6月8日，运载氢弹的专列安全抵达基地。
氢弹运抵基地后，马上进行组装。所有有关氢弹的事项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有一次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的试验室有基建施工项目，从外面请了几位建筑工人。为了保密，派了几个解放军战士站在他们旁边看着。
施工的师傅特别不满意：你们这个单位太少见多怪了，北京许多大干部的房子我们都修过，都没有像你们这样保密，这叫什么事儿呀！直到若干年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是这样……
还有一次，从包头运来一小部分试验性核材料。这些材料由我保卫处的一位领导去西直门火车站接站。
当时西直门火车站安全警卫之多和紧张状态绝不亚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访。
火车到达之前，武装警卫来到火车站，将车站内的所有人员撤离。
不久，一节货车缓缓进站，货车上插着一个三角形内一个9字――这是最高级别的爆炸剧毒品的符号。
从货车上抬下的是一个小型木包装箱，警卫持枪紧随其后，寸步不离，直到将此木箱装上汽车后，警卫又把汽车包围住，直到车子离开。
进行了全场联试后，全面检查了现场准备工作，重点检查了机、伞、弹的情况，氢弹空爆试验的全部准备工作就基本就绪。
6月13日，基地进行氢弹爆炸全场预演，轰-6甲型飞机空投了一枚不带核装料，有引爆控制系统的“冷”弹，全面检查了各重要部位的可靠程度，使各作业人员进一步熟练了技术操作程序。
综合预演后，核试验基地已派员分赴距试验场区150公里以内的3个居民点，组织落实居民的防护工作；各级领导干部也分赴关键部位，并制定了发生地面核爆炸时，场区安全防护处置方案。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罗舜初与总参作战部等有关方面就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时的安全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案。
由总参作战部、总后勤部、国家卫生部、防化学兵部、总参气象局和国防科委等有关单位组成安全防护工作组。
兰州军区派一名领导人负责统一组织指挥甘肃、陕西、宁夏地区的安全防护工作。卫生部、总后勤部、防化学兵部派人组成技术工作组，在兰州军区领导下开展工作。兰州军区在敦煌等地区开设了指挥所，组织指挥安全防护工作。
为了紧急疏散居民之需，铁道部组织4列火车，于试验“0”时前在玉门哈密间待命。
总后勤部和国防科委抽调300余辆汽车集结在敦煌地区待命。
卫生部、总后卫生部抽调50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已经从北京赶赴敦煌、安西、红柳园地区。一切工作准备就序，就等那一时刻的到来聂荣臻出任总指挥
6月14日9时，聂荣臻来到西郊机场，叶剑英特意赶到机场送行。两位老战友用信赖的眼光互相凝望着，两双握在一起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叶剑英说：“又辛苦你了。”
聂荣臻说：“你在北京坐镇，担子也不轻。”
这是聂荣臻在8个月的时间里第三次去核试验基地。此刻的他正在发烧，是在抱病执行任务。
随聂荣臻去核试验基地的周均伦秘书在后来回忆说：
我们是上午9点钟从北京起飞，在空中飞了5个半小时，那时在飞机上看，一片黄土高原。我们坐的专机，专机上有一张床，聂帅可以睡在床上。那一次老帅还发着烧，前几天温度38度多，走的那一天还37度多，稍微好一点，但这一次试验很重要，他亲自去了。
13时50分，专机降落在马兰机场。
聂荣臻到了马兰飞机场，张蕴钰、李觉、郑汉涛、张震寰等早已在机场等候。
一下飞机，聂荣臻直接赶赴试验场区。
午饭后，聂荣臻第一个就要去看降落伞。因为，在氢弹空投以前，要进行冷弹试验。
所谓冷弹试验，是指依据氢弹的标准，用水泥模拟弹的重量，从高空往下投。往下投的时候，投一次还不行，要投几次。
有一次投的时候，降落伞的一根吊带断了。
这样，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危险，偏离方向。在北京的时候，实验基地就报告了这个情况。
聂荣臻特别重视这件事，就和聂帅办公室主任刘长明、警卫参谋陈兆保，一起去进行检查。把原来坏的降落伞也放在那个地方，好的降落伞也放在那个地方（马兰礼堂）。
聂荣臻问得很仔细。
技术人员告诉他，这降落伞有什么缺陷，不过我们把毛病找出来，现在都加固了，不会有问题。
听了汇报以后，聂荣臻知道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才放心。
晚上，聂荣臻听取国防工办副主任郑汉涛和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关于准备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
刘长明主任回忆：
在汇报当中有个问题，在氢弹上面有个垫片找不着了，原因就是工艺上不严格。他们告诉聂帅，已经采取了措施，不会有问题。聂帅听了以后，一再追问，详细了解情况，说相信你们采取了措施，绝对不会有问题。同时强调，你们不要小视这工艺，搞尖端武器，这工艺特别严格。这些问题不要看成是小事，出起事来会变成大问题。规程上的工序一道也不能少，少了一道工序，就是个教训。
最后聂荣臻说：
现在大家很累了，要注意很好休息。这次试验与过去不同，有质的变化，休息安排不好，工作是搞不好的。
15日，聂荣臻又听取郑汉涛等领导同志的两次汇报。
16日下午，聂荣臻来到马兰机场，慰问在现场工作的科技人员。
他认真观看了试验用的氢弹实物，登上执行空投氢弹任务的轰-6型飞机，并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说：
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
机组人员坚定地回答：
请元帅放心，我们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聂荣臻用力握住机组组长徐克江的手，不停地摇着说：
好，好，我相信你们，相信你们！
6月16日晚上，聂荣臻赶赴核试验场区，住到场区的开屏村，这里离指挥所约30公里。
据周均伦秘书回忆：
那里蚊子特别多，我们赶到白云岗快到10点，但天还没有黑，我们在那里散步，他们讲蚊子厉害，我们每个人都戴着手套，脸上每个人弄一个纱罩。蚊子叮着你以后，你拨弄它，它都不飞，它非要咬你，除非你把它打死。聂帅身体不好，到晚上温差很大，给他披了棉大衣。
6月17日7时40分，聂荣臻再次分别打电话给周总理、叶剑英。
聂荣臻在电话里汇报了现场各项准备工作的最后情况，说飞机已经起飞，预计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鼓励。
当天晚上，聂荣臻同张震寰、张蕴钰商量研究后，确定将试验0时定为17日8时，并在电话上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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